七部小说 · Seven Novels

2026 年完整 Book 1 · 中英对照
首页 · 百乐门面下 · 第 09 章

第 09 章

中文

第九章 ——《盖中梅》

七月的礼拜二上午十一点的新雅,是一种制度;而像上海大多数的制度一样,它的延续依赖三样小事:后头圆桌边的英国太太们,前窗外伞铺遮阳棚斜照进来的那道光,还有德国人鲁道夫不抬蛋糕的价钱。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礼拜二,三样都还在。英国太太们在圆桌边。遮阳棚下的光与一九三四年以来无异。蛋糕仍是六分钱。

泰迪今日不在角落那桌。

他坐在靠厨房后数第二张桌,背对着窗。咖啡已经端上。杯下垫了三只茶托,意思是他十点便到了——比他在新雅两年来的任何一个礼拜二都早。白亚麻西装还是那身白亚麻西装。领子干净。他面前的椅上,靠垫边斜倚着一份折好的《字林西报》,我从门口便看得见他在边白处用铅笔做了记号。

我坐下。他没有起身。一九三四年他就对我讲过,新雅的礼拜二他不会为我起身,因为礼拜二上午十一点的新雅是上海唯一一间他愿意有一个半钟头忘记自己是英国人的屋子,而为女士起身是英国人的一种习惯,他在别的屋子里改不掉。我不曾介意。事实上我更喜欢如此。起身会引得英国太太们转头。

「你换了位子。」我说。

「我换了位子。」

「为什么。」

「因为礼拜二上午十一点的角落桌,自上礼拜二起,被盯着了。」

我把这话搁在心里。来招呼的是年长的那位,曹妈。她不待我开口便端了茶上来。她从一九二九年起就在新雅做女招待,七年里不曾问过我要不要茶。盖里有一颗梅子。壶是温的。我揭开盖子又盖回去。梅子散出一股小小的、干涩而蒸腾的甜——一颗在盖里搁了一分半钟的梅子才有的甜。

「谁。」

「一个穿灰西装的瘦小中国人。四十上下。每个礼拜二十点半坐在伞铺前,看一本杂志看到十二点。三个礼拜过去,他不曾买过一把伞。礼拜六我进店去买伞,借此寻个由头问,铺子掌柜对我讲,他原以为那人是苏州来的买办。我们一致同意此种解释几乎必是正解。我想,我们两人都在撒谎。」

「《字林西报》上有什么。」

他把报纸转过来给我看。

他用铅笔在第四版最底下标了三条短讯。

第一条:法租界巡捕房警官 E·李卡德回乡休假至八月一日。其间事务请径询穆尼埃中尉。

第二条:法国体育会因地板翻新关闭酒吧,预定为期十日。

第三条:法国总领事馆副秘书安托万·德拉加德先生七月赴河内休假。

我把三条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把茶盖按回壶上。

「你今早的《中法新汇报》也看了。」

「我今早的《中法新汇报》也看了。同样的三条法文,登在第三版底下,次序稍有不同。《新汇报》把李卡德的休假放在了头一条。」

「三个人休假。」我说。

「三个人休假。李卡德警官,是掌着那本绿账本钥匙的人。穆尼埃中尉,于是这两个礼拜里大约要管那本绿账本,而我在礼拜二从未与他对饮过。安托万·德拉加德,是法国领事馆里那位——众所周知——与虹口领事馆某些日本人相熟的先生;还有法国体育会的酒吧,这酒吧在我居此城四年间,从不曾为任何地板翻新关过门。」

「全在同一个礼拜里。」

「全在同一个礼拜里。礼拜一开头。《中法新汇报》关于茶舞会的告示是礼拜一。李卡德休假的告示是——我看看——昨日上午。德拉加德休假的告示是今晨。酒吧停业是昨夜。他们正一桩一桩,把那些碍事的小人物,从八月里某位人物大约想要不受打搅地经营的屋子里清出去。这位某人物,我现下不便指名。」

他拿起蛋糕叉。还未动手。

「这种事,」他说,「《字林西报》照常该放在头版折线下。今早头条不存在。礼拜五编辑被工部局议事厅的一位先生约了午饭,那位先生我不便指名。等到 焦糖布丁 上桌,编辑已决定把三条短讯按自己挑的次序登在第四版底下。次序不是命令。次序是礼数。」

「谁的礼数。」

「这正是问题。」

他切下一小块 蜂蜇糕。叉在叉上没送进口。

「我自礼拜一起,」他说,「被人跟上了。穿灰西装的瘦小子,还有第二个——一个穿西服的高个中国人——傍晚六点在《字林西报》报馆门口接我,跟在我后头四十码,一路到长酒吧。两年里我被跟过两次。这是第三次。这一次,我但愿在意外撞破之前,先知道是谁的人。」

「泰迪。」

「我告诉你,」他说,「是因为如今你在某些办公室的小本子里已经跟我连上了名字,是因为今天礼拜二在新雅我若不对你讲的,下礼拜二便讲不成了,因为下礼拜二我或许须得跳过,而你须得预先知道为何。」

他吃了那一口蛋糕。把叉放下。

「吃。蛋糕仍是诚实的。这城里出什么乱子,鲁道夫的牛油仍是牛油。」

我吃。我今日尝不出味来。那三条短讯,正是一九三五年白珠在一瓶茅台前对我讲过的、新闻底下的新闻。今天,新闻底下的新闻讲:八月里有些事已经被安排得不再碍道。

我说:「泰迪。我有一件事要问你。一件小事。」

「问。」

「穆尼埃中尉。你认识他么。」

「我认识他。三十三岁,仔细人,喝咖啡不喝杜松子酒,太太是顺化人。他不在任何人的口袋里。穆尼埃妙就妙在这里——李卡德的上司选他主持这两个礼拜,正因为穆尼埃是那种不肯为任何人翻开绿账本的人。」

「也包括你。」

「也包括我。我从未向穆尼埃讨过什么,眼下也不会去讨。」

「那么这两个礼拜,绿账本是翻不开的。」

「这便是我今早得到的答案。也是礼拜六夜里你养母得到的答案——我猜——当她把那样东西交给你的时候。我不会问是什么。」

「她给了我兄长的死期。」

他静了一刻。

「我很难过,婉吟。」

「你那时不知道。」

「我那时不知道。我很难过。」

他喝了一口咖啡。把杯放下。半分钟里没说话。他身后圆桌上的英国太太们,从萨里郡某所女子学校讲到了一个外甥女——按年长那位的说法——这外甥女嫁得 不大体面。两年了,我一直多少听得见她们,今早却听不进去。

「第三个问题,」我说,「也是个小问题。」

「问第三个问题。」

「一九三六年七月,公共租界里,一个休假的法国警官如果其实不是回家,会去哪里。」

泰迪看着我。

「这问题问得漂亮。」

「这便是我来问你的问题。」

「李卡德警官未婚。他休假时不出上海。他通常去无锡一家广东人开的旅馆,喝米酒,读梅格雷探案。《新汇报》上说他回乡休假。 字在告示里,是一个不曾住过任何相关 的法国人译成英文的英文成语。 可以指无锡、马赛,或者眼下这个季节——东京。」

「东京。」

「我并不是说他在东京。我是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唯一不必开口便能告诉我的人是穆尼埃。穆尼埃不会告诉我。所以穆尼埃便是这个礼拜上海最有趣的法国人。」

「不要去问穆尼埃。」

「我不会。这话你不必讲。」

「我没必要讲。我还是讲了。林姨昨晚要我转告你不要去问。」

他有一刻没动。

「你养母,」他说,「是一位比她养女至今所能识得的更聪明的女人。请代我谢她。」

「我会的。」

「还有——婉吟。」

「嗯。」

「下一分钟里你要对我讲一件我不想听的事。」

「是。」

「讲。」

我端着茶。今早没有举起来过。杯是烫的。盖底那颗梅子此刻已散出第二阵甜——一颗在盖里搁了十分钟的梅子才有的、小小的干甜。女招待又一次走过桌边。她走得慢。

「礼拜六夜里,」我说,「我得到了某位女子的某些情报,她的名姓我不告诉你。那情报,撮其要言:日本领事馆有一份名单,我目下名列第七;伊藤健介少佐是名义上的主事人,八月下旬在百乐门一间后厅有一场小型私宴归他主持;而名单上隔栏一列,姚三爷是负责引荐的人。我并不是要你拿这些做什么。我告诉你,是因为倘若从现下到八月第三个礼拜六之间,我出了什么事,我宁愿这城里有一个英国人知道得够多,知道倘若有谁恰巧来问他,该问什么。」

泰迪没动。

「伊藤健介。」他过了一会儿说。

「伊藤健介。」

「我今天不会问你那位女子的姓名。我会在将来某个礼拜二问你。今天不问。其余的情报,我收下了。」

「收下。」

「婉吟。」

「嗯。」

「日本领事馆的那份名单,正是我上礼拜二讲过的那份。」

「我知道。」

「你并不是——容我把话讲清楚——你并不是任何中立的市籍册子里抽到的第七号。你是某一处帝国海军衙门在过去六周里圈出的一份女子名单上的第七号,圈的理由是『可供』。」

「我知道。」

「而你今早不在百乐门的廊厅上,是因为我三十一岁,你二十二岁,而新雅的礼拜二对你而言,是一桩你尚未能舍得放下的、活下去的小小理由。」

「我并不舍得。」

「吃蛋糕。」

我吃蛋糕。

「我还有两条情报,」他说,「按其易损的先后给你。」

「好。」

「第一。出云号礼拜五要接待一小批日本领事馆官眷上甲板做茶会。这种事在别的年头是上不了报的。这个礼拜五,它要登在《上海每日新闻》的头版。一位田中夫人——其夫之名我不指——将在舰上。我不知道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甲板上会讲什么。我只知道那不是那种让人愿意身为不在场的少佐夫人的话。你不曾对我提名姓的那位女子,礼拜六上午或许会有一番见解,是你或许愿意得知的。」

「田中夫人。」

「田中夫人。这个名字我有二十二个月没出过口。我现下出过了。你可以忘了它。你也可以记住它。两者我皆不强求。」

我把这话搁在心里。手袋自礼拜六起靠在我臂弯,便已成了一份起诉状——若布够薄,一个仔细人隔着布瞥上一眼便可读出。今早这布是一匹鸽灰色的双绉。它不够薄。也不够厚。

「第二条情报。」

「是关于白珠的。」

我等着。

「白珠那位葡萄牙人,礼拜日在澳门南湾大街的领事馆被人看见,去打听紧急遣返签证的办理手续,对象是一名中国国籍女子,二十六岁,娱乐业从业,居所上海。他问了手续。没有递呈申请。我告诉你,是因为白珠不曾告诉你,而且照白珠的脾气,她最早也要等到八月一个礼拜三的午后,借一个笑话讲给你听。」

「白珠。」

「白珠。手续就是手续。澳门目下接受这种申请。十八个月后,便不接受了。」

我喝了茶。先头一直没喝。盖里的梅子已散过两阵甜。第三阵甜便是最后一阵。

「泰迪。」

「嗯。」

「你今天给了我许多消息。」

「我给了。」

「我并未向你讨过其中任何一句。」

「你不曾。我给,是因为下礼拜二我或许不在新雅,而我今天给的,是我本来要分三个礼拜二给你的。往后几个礼拜我会做一个吝啬的通讯人。在法国体育会的酒吧重开之前,你的咖啡到霞飞路的飞达去喝。我的,到大华饭店后头那家小意大利铺子里去喝。两个礼拜后,等酒吧重开,或者那个穿灰西装的瘦小中国人决定不再来,我们再回新雅过礼拜二。好么。」

「好。」

「婉吟。我今天给你的,只是言语。这些言语,出自一个其言语在这座城里已十四个月不被算作言语的人。不要凭这些言语下一注。要下注,看你自己亲眼所见,听你那位住在虹口的养母所讲。我的本份是把允许我进的那几间屋子里所有的,讲给你听。要做的事,由你来做。把剩下的蛋糕吃了。我去会账。」

他会了账。给鲁道夫的侄儿一块银洋——鲁道夫的侄儿这个礼拜二并不配。他起身。这个礼拜二他没有往西去长酒吧。他往东走,与我同行,一直到南京路与河南路口,在那里举帽对我说一声 苏小姐请多保重——用的是他被人盯着时所用的那种官话——再折向南。

我往东。穿灰西装的瘦小中国人,就我所见,已不在伞铺前。伞铺掌柜抱着一只西瓜立在门口。他冲我点头。我点头还礼。我过了河南路。我走到外滩。

外滩上,出云号还在自去年十一月起停泊的位置。它的前甲板上多了一顶礼拜六还不在的小遮阳棚。棚是白蓝相间的条子。一艘漆着领事馆纹徽的小艇正从吊艇柱上放下来。艇上水手一身雪白。江海关的钟敲了十二下。外滩的点灯人正午尚未开始巡灯。

我在外滩与北京路口叫了一辆黄包车。车夫年约五十,前臂是一双自一九二二年起便在拉车的前臂。他按例钱拉我。正午的热里,车厢便是七月一只木头匣子的窒人的小热气;车夫六点上过轴油,自那时起便在拉车,车轴上的灯油便仍是车轴上的灯油。那气味顺着旗袍上来。我自十三岁起便坐黄包车。五年里我没注意过这油味。今日我注意到了。这油,今天礼拜二,闻起来,是过去每一个我不曾注意过的礼拜二的味道;像一只停了发条数周的钟,会忽地提醒你它原本是在走的。

我们过了外白渡桥。今天的日本哨兵是新的。他望了我一眼。我以合适的角度欠身。他挥手放车过桥。车夫一语不发。他也不谈浦东的事。他把我拉上吴淞路,在街角停下。我顺着弄堂走到门口。曹老伯朝我举了举帽。我顺着弄堂走进屋去。

林姨醒着。她坐在脚踏风琴前。风琴盖揭着。我昨日带给她的茉莉开了;小小的白瓣昨夜舒展开来,午后初起,开始散出茉莉花在第二天才有的那种浓重的夏甜。烟枪搁在小桌上。十一点点过——闻她袖上的气味便知。鸦片那股甜里带苦的树脂气,自我跨进门那一刻起便弥漫在弄堂屋子里;两年里我不曾注意过它,今日我注意到了。林姨吃了她那个十一点的半份——那是她预感这一日要长的日子才吃的剂量。烟此刻已熄。屋里弥漫着鸦片气、茉莉气,还有被她脚踩温过的风琴铜踏板的味道。

「你今日回来得早。」

「是。」

「新雅。」

「新雅。泰迪换了桌子。他被人跟着了。」

「谁的人。」

「他不知道。他有猜想。猜想没有告诉我。他没讲猜想,倒讲了三条新闻,被人安排进了《字林西报》第四版底下一段小告示里,先后次序由编辑在上礼拜五议事厅的 焦糖布丁 上头挑定的。」

「什么新闻。」

「李卡德警官、穆尼埃中尉、安托万·德拉加德。休假,主事,休假。还有法国体育会的酒吧。他们正一桩一桩,把那些碍事的小人物,从八月里某位人物想不受打搅地经营的屋子里清出去。」

林姨合上风琴盖。她没按下任何一个键。她两手扶着盖——她思忖时便是这般。

「还有白珠。」

我便讲了。

「白珠不会告诉你,」林姨说。「白珠会在八月某个礼拜三的午后,借一个葡萄牙人的笑话告诉你。笑话便是宣告。你会笑,因为白珠在笑。笑过之后两个钟头,你不会懂这笑话。然后你懂了,你会在哪条板凳上坐下来,那一夜便不曾睡。我告诉你,是因为我宁愿八月里那个礼拜三,在白珠正笑着的当口你便懂得那笑话。要在白珠笑着的当口便懂得,你便得在如今到八月之间,不让你的朋友替你勇敢。你若让他们勇敢,他们便不能活下去。你若不让他们替你勇敢,他们便活下去。好么。」

「好。」

「好。茉莉开了。今早烟是半份。我去睡了。礼拜五,你下去。你若对那砖屋子里的男人讲任何话,便只讲礼拜六晚上你被告知的、他可以听的那几桩。不是全部。他不需要知道八月的那场私宴。他需要知道那份名单。他不需要知道那波斯女子的名姓。他需要知道那一栏。他不需要知道田中夫人。他需要知道的只是:名单存在,而你是第七。其余的,你留着。其余的是你的。好么。」

「好。」

「去做做午后该做的事。我去睡。」

我走进厨房。我从漆桶里舀了一碗水。我洗脸。我漱口。我用一条干净的棉布巾擦脸——这巾上礼拜还晾在后院的绳上,淡淡地染着林姨洗衣用的日光皂的味道。我回到前屋。林姨已在椅上睡着了。风琴上的茉莉开着。烟枪冷了。午后开始变稠。弄堂里的法国梧桐上,蝉正在它们夏天三个调门里的第二个调门上。

我坐到躺椅上。从手袋里掏出那只丝绒匣子。今日没有打开它。我把它放回去。我掏出那份死者名单。我顺着那一栏读下去。今早四点到六点之间,我已读过两遍,直到此刻——午后一点弄堂屋子里的热气里,茉莉开着、桌上烟已冷——我才能看着这些名字而不必把它们搁下。我读到第十七个才把它们搁下。第十七个是一名印工,唐爱初。他生年二十三。按打字员包丽芬的边注,他在印刷所的前屋被打死。

我把名单放回手袋。

我掏出康威斯图尔特钢笔。从我随身携带写词的小本里抽出一张新纸。我在纸顶上写道:

次序不是命令。次序是礼数。是谁的礼数。

下面我写:

李卡德、穆尼埃、德拉加德——三人在八月那一周皆不在其位。法国体育会酒吧同一窗口停业。所谓某人物,由排除法言之,乃一手握领事职权、与议事厅有所安排的法国人。某人物并非领事馆。本周的领事馆即德拉加德那一栏。某人物或在领事馆之上。某人物总归是被清场以待之人。

下面我写:

礼拜五,午后三点至五点,出云号,甲板茶会。田中夫人在舰。礼拜六留心听 M.K. 在礼拜三茶上所提之事。

下面我写:

白珠,澳门,遣返。尚未。盯紧。

我把笔帽旋上。把纸折好。塞进手袋内袋,夹在那份死者名单与兄长那封信中间。手袋又重了。手袋正在它那小小的、未经许可的方式里,渐渐变成一个只有我一个人作为公民的国——我是这一国的 政治局,是邮政局,也是那个无论何季都不肯被收买的孤零零的关吏。

我把手袋搁在膝上坐着。蝉换了调门。两扇门外木匠的台阶上,一个小女孩拿一根小棍沿鸟笼的栏杆划过去。八哥用上海话轻轻骂了一分钟,便不响了。

我闭上眼。

闭着眼的黑里,外滩上的出云号撑起了它白蓝相间的遮阳棚,小艇放下来,一位四十上下、身着深蓝腰带和服的小个子日本女子,由一名年轻军官扶上甲板——他扶她时没有看她的脸。田中夫人,我想,与白珠同岁。与霍尔希德夫人一九二八年小前厅墙上那张穿旗袍的照片里同岁。与打字员包丽芬一九三四年打那份名单时同岁。一九三六年的这座城,若如此看去,是一座四十岁女人住在屋子背后屋子里的城。

我睁开眼。

风琴上的阳光挪过了一寸。风琴盖上的茉莉已到了第二日,开始在下层花瓣的边沿染上褐色。到礼拜五,它便在后院的篓子里了。

到礼拜五,我便下去。

三条街之外,四川路口的电车铃响了一声。响了两声。那是自一九二八年起电车在吴淞路与四川路口所摇的那只小而高、可靠的铃。我已听过它八千遍。今日我这般听它——像一个人正听见自己一直唱错的一首歌里的某个音,被楼下两层的某个男人,用一支铅笔,蘸着红墨水,刚刚改正了过来。

我对着空房间把那个音唱了出来。

它是对的。

林姨仍睡着。

ENEnglish

Chapter Nine — The Plum in the Lid

Tuesday in July at Sun Ya at eleven in the morning was an institution which, like most Shanghai institutions, depended on three small things for its continued existence: the British wives at the round tables at the back, the slant of light through the umbrella shop's awning across the window at the front, and Rudolph the German not raising the prices on the cake. On Tuesday the fourteenth of July, 1936, all three were still in place. The British wives were at the round tables. The light through the awning was as it had been since 1934. The cake was still six cents.

Teddy was not, this time, at the corner table.

He was at the second table from the back, near the kitchen, with his back to the window. His coffee was already on the table. He had three saucers under the cup, which meant he had been there since ten — earlier than he had ever been at Sun Ya, in two years of Tuesdays. The white linen suit was the white linen suit. The collar was clean. He had, in the chair across from him, propped against the cushion, a folded copy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on which, even from the door, I could see he had marked something with a pencil in the margin.

I sat. He did not stand. He had told me, in 1934, that he would not stand for me at Sun Ya on Tuesdays because Sun Ya at eleven in the morning was the one room in Shanghai where he wished, for an hour and a half, to forget he was an Englishman, and standing for ladies was an Englishman's habit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break in any other room. I had not minded. I had, in fact, preferred it. Standing made the British wives turn.

"You moved," I said.

"I moved."

"Why."

"Because the corner table on Tuesday at eleven, since last Tuesday, is being watched."

I sat with this. The waitress was the older one, Mrs. Cao. She brought the tea without my asking. She had been the waitress at Sun Ya since 1929 and had not, in seven years, asked me whether I wanted the tea. The plum was in the lid. The pot was warm. I took the lid off and put it back on. The plum gave off the small dry steam-sweet of a plum that had been in the lid for a minute and a half.

"By whom."

"A small Chinese man in a grey suit. About forty. He sits at the umbrella shop on Tuesdays at half past ten and reads a magazine until twelve. He has not, in three Tuesdays, bought an umbrella. The shop's proprietor told me on Saturday, when I went in to buy an umbrella in order to have a reason to ask, that he had assumed the man was a buyer from Suzhou. We agreed the explanation was almost certainly the correct one. We were both, I think, lying."

"What is in the Daily News."

He turned the paper toward me.

He had marked, in pencil, three small items at the bottom of page four.

The first said: Sergeant E. Ricard, of the French Concession police, is on home leave until 1 August. Inquiries during this period should be directed to Lieutenant Mounier.

The second said: The Cercle Sportif Français regrets that the bar will be clos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floor refinishing, presently scheduled for ten days.

The third said: Mr. Antoine de la Garde, sub-secretary at the French Consulate-General, will be on leave in Hanoi for the month of July.

I read the three items. I read them again. I put the lid back on the teapot.

"You read this morning's Echo de Chine also."

"I read this morning's Echo de Chine also. The same three items in French at the bottom of page three, in slightly different order. The Echo puts Ricard's leave first."

"Three persons on leave," I said.

"Three persons on leave. Sergeant Ricard, who is the man with the key to the green ledger. Lieutenant Mounier, who is therefore presumably in charge of the green ledger for two weeks and who I have never drunk with on a Tuesday. Antoine de la Garde, who is the man at the French Consulate who is, by general agreement, the friend of certain Japanese persons at the Hongkou consulate; and the bar at the Cercle Sportif, which has not been closed, in the four years I have lived in this city, for the refinishing of any floor."

"All in one week."

"All in one week. The week began on Monday. The notice in L'Echo de Chine about the tea dance was Monday. The Ricard leave notice was — let me see — yesterday morning. The de la Garde leave notice this morning. The bar closure last night. They are clearing the small inconvenient men, one by one, out of the rooms in which a certain person might wish, in August, to operate without them. The certain person, I am not in a position to name."

He picked up the cake fork. He did not yet use it.

"This is the kind of thing," he said, "the Daily News would normally have under the fold on page one. The headline does not, this morning, exist. The editor was asked to lunch on Friday by a gentleman at the Council Chambers I will not name. By the crème brûlée the editor had decided he was running three small items at the bottom of page four in the order of his choice. The order is not an order. The order is a courtesy."

"Whose."

"That is the question."

He cut a small bite of the Bienenstich. He held it on the fork.

"I am being followed," he said, "since Monday. The small man in the grey suit, and a second man — a tall Chinese in a foreign suit — who picks me up at six at the Daily News and walks behind me to the Long Bar at forty yards. I have, in two years, been followed twice before. This new following is the third. I should like, this time, to know whose it is before I have to find out by accident."

"Teddy."

"I am telling you," he said, "because you are now connected to me in the small notebooks of certain offices, and because what I do not say to you on Tuesday at Sun Ya I will not be able to say to you on Tuesday next, because Tuesday next I may have to skip and you may need to know in advance why."

He ate the bite of cake. He set the fork down.

"Eat. The cake is still honest. Whatever is going on with the city, Rudolph's butter is still butter."

I ate. I did not, today, taste it. The three items were the news under the news Pearl had described to me in 1935 over a bottle of Maotai. The news under the news, today, said that in August certain things had been arranged not to be in the way.

I said, "Teddy. I have a thing to ask you. A small one."

"Ask."

"Lieutenant Mounier. Do you know him."

"I know him. He is thirty-three, careful, drinks coffee not gin, married to a woman from Hue. He is not in any pocket. That is the thing about Mounier — he is the man Ricard's superiors chose to be in charge for two weeks because Mounier is the man who will not open the green ledger for anyone."

"Including you."

"Including me. I have never asked Mounier for anything and would not ask him now."

"Then for two weeks the green ledger is not openable."

"That is the answer I had this morning. That is also the answer your foster-mother had on Saturday night, I suspect, when she gave you whatever she gave you. I will not ask what."

"She gave me the date of my brother's death."

He was very still for a moment.

"I am sorry, Wanyin."

"You did not know."

"I did not know. I am sorry."

He drank from his coffee. He set the cup down. He did not say anything for a half a minute. The British wives at the round table behind him had moved from a girls' school in Surrey to a niece who, by the older wife's account, had married not quite the thing. I had been hearing them, in some form, for two years and could not, that morning, listen to them.

"The third question," I said, "is also a small question."

"Ask the third question."

"In the Settlement, in July, in 1936, where does a French sergeant on leave go if he is not, in fact, going home."

Teddy looked at me.

"That is a very pretty question."

"It is the question I came to ask."

"Sergeant Ricard is unmarried. He does not, when he is on leave, leave Shanghai. He goes, generally, to a Cantonese-run hotel in Wuxi, where he drinks rice wine and reads Maigret. The notice in the Echo says he is on home leave. Home is, in the notice, an English idiom translated by a Frenchman who has not lived in any of the relevant homes. Home could mean Wuxi or Marseille or, in this season, Tokyo."

"Tokyo."

"I am not saying he is in Tokyo. I am saying I do not know where he is, and the only person who could tell me, without asking, is Mounier. Mounier will not tell me. Mounier is therefore, this week, the most interesting Frenchman in Shanghai."

"Do not ask Mounier."

"I will not. You did not need to say so."

"I did not. I am saying it anyway. Auntie Lin asked me, last night, to ask you not to."

He did not move for a moment.

"Your foster-mother," he said, "is a wiser woman than her foster-daughter has yet had the wit to credit her with. Thank her, please, for me."

"I will."

"And — Wanyin."

"Yes."

"You are going to tell me, in the next minute, a thing I am not going to want to hear."

"I am."

"Tell it."

I held the tea. I did not, that morning, lift it. The cup was hot. The plum at the bottom of the lid had begun, by now, to give off the small dry sweetness it gave off when it had been in the lid for ten minutes. The waitress had passed the table again. She was a slow walker.

"On Saturday night," I said, "I was given certain information by a woman whose name I will not give you. The information is, in summary: a list exists at the Japanese consulate on which I am presently the seventh name; a Major Itō Kensuke is the official under whose authority a small private dinner is to be held in late August in a back room at the Paramount; and Yao Sanye is, in the list's adjacent column, the man who is to make the introduction. I am not asking you to do anything with this. I am telling you because, if anything happens to me between now and the third Saturday of August, I would prefer that one Englishman in this city know enough to know what to ask, if anyone, by some chance, asks him."

Teddy did not move.

"Itō Kensuke," he said, after a moment.

"Itō Kensuke."

"I will not, today, ask you the woman's name. I will, on a Tuesday in the future, ask you. I will not ask you today. I am taking the rest of the information."

"Take it."

"Wanyin."

"Yes."

"The list at the Japanese consulate is the list I named on Tuesday last."

"I know."

"You are not — let me be clear — you are not the seventh name in the lottery of any neutral civic register. You are the seventh name on a list of women whom a particular office of the Imperial Navy has identified, in the past six weeks, as available."

"I know."

"And you are not, this morning, on the gallery floor at the Paramount, because I am thirty-one and you are twenty-two and a Tuesday at Sun Ya is, for you, a small reason to be alive that you are not yet ready to give up."

"I am not."

"Eat the cake."

I ate the cake.

"I have," he said, "two further pieces of information. I will give them to you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are perishable."

"Yes."

"First. The Izumo will receive, on Friday, a small delegation of Japanese consular wives for a deck reception. It i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does not, in any other year, make a paper. It will be, this Friday, on the front page of the Shanghai Mainichi. A Mrs. Tanaka — wife of a man I will not name — is to be aboard. I do not know what will be said on the deck between three and five o'clock. I do know it will not be the kind of thing one wishes to have been a junior officer's wife not present at. The woman whose name you have not given me may have an opinion, by Saturday morning, that you may wish to know."

"Mrs. Tanaka."

"Mrs. Tanaka. I have not spoken her name aloud in twenty-two months. I have spoken it now. You may forget it. You may also remember it. I am not asking either."

I sat with this. The handbag against my elbow had become, since Saturday, an indictment a careful man could read at a glance through cloth if the cloth were thin enough. The cloth, this morning, was a dove-grey crêpe-de-Chine. It was not thin enough. It was also not thick enough.

"The second piece of information."

"Is about Pearl."

I waited.

"Pearl's Portuguese was seen on Sunday at the consulate on Rua Praia Grande in Macau, asking after the procedures for an emergency repatriation visa for one Chinese national, female, twenty-six, professional in the entertainment line, residence Shanghai. He asked about the procedure. He did not file the application. I am telling you because Pearl has not, and because Pearl, knowing Pearl, will tell you on a Wednesday afternoon in August at the earliest, by way of a joke."

"Pearl."

"Pearl. The procedure is a procedure. Macau is at present accepting them. It will not, in eighteen months, be accepting them."

I drank the tea. I had not drunk it yet. The plum in the lid had given off the sweetness twice now. The third sweetness was the last.

"Teddy."

"Yes."

"You are giving me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today."

"I am."

"I have not asked for any of it."

"You have not. I am giving it because on Tuesday next I may not be at Sun Ya, and I am giving today what I would otherwise have given over three Tuesdays. I will be a frugal correspondent for some weeks. Until the bar at the Cercle Sportif reopens, you take your coffee at Federal on Avenue Joffre. I take mine at the small Italian place behind the Park Hotel. In two weeks, when the bar reopens or the small Chinese man in the grey suit chooses not to come back, we resume Tuesday at Sun Ya. Yes?"

"Yes."

"Wanyin. I have, today, given you only words. The words are from a man whose words have not, for fourteen months, been considered words in this city. Do not, on the strength of them, place a single bet. Place bets on what you see with your own eyes and on what your foster-mother in Hongkou tells you. My job is to tell you what is in the rooms I have been allowed into. The doing is yours. Eat the rest of the cake. I am going to pay the bill."

He paid the bill. He gave Rudolph's nephew a silver dollar Rudolph's nephew did not, this Tuesday, deserve. He stood. He did not, this Tuesday, walk west toward the Long Bar. He walked east, with me, as far as the corner of Nanjing Road and Henan Road, where he tipped his hat and said, go in good health, Miss Su, in the formal Mandarin he used when he was being watched, and turned south.

I went east. The small Chinese man in the grey suit was not, as far as I could see, at the umbrella shop. The umbrella shop's proprietor was in the doorway with a watermelon. He nodded to me. I nodded back. I crossed Henan Road. I walked to the Bund.

On the Bund the Izumo was where it had been since November. It had, on its forward deck, a small awning that had not been there on Saturday. The awning was striped in white and blue. A small launch in the consulate livery was being lowered from the davits. The crew on the launch were in white. The Customs House clock chimed twelve. The lamp-lighter on the Bund had not yet, at noon, begun his rounds.

I took a rickshaw at the corner of the Bund and Beijing Road. The puller was a man of perhaps fifty whose forearms were the forearms of a man who had been pulling since 1922. He took me at the listed fare. The rickshaw was, in the heat at noon, the small choking heat of a wooden box on wheels in July; the puller had oiled the wheels at six and had been pulling since, and the lamp-oil on the axle was the lamp-oil on the axle. The smell of it came up into the qipao. I had been in rickshaws since I was thirteen. I had not noticed the oil in five years. I noticed it today. The oil smelled, this Tuesday, of every Tuesday I had not noticed it; the way a clock one has stopped winding will, after some weeks, remind one it had been working.

We crossed the Garden Bridge. The Japanese sentry today was new. He looked at me. I bowed at the appropriate angle. He waved the rickshaw through. The puller said nothing. He did not say anything about Pudong matters. He took me up Wujin Road and let me off at the corner. I went down the lane to the gate. Old Mr. Cao tipped his cap to me. I went up the lane to the house.

Auntie Lin was awake. She was at the harmonium. The harmonium lid was up. The jasmine I had brought her yesterday had opened; the small white petals had unfurled in the night and were, in the early afternoon, beginning to give off the heavy summer sweetness jasmine gave off on the second day. The pipe was on the small table. It had been lit at eleven, at the smell of it on her sleeves. The sweet bitter resin-smell of the opium had been in the lane house since I had stepped into the doorway; I had not, for two years, noticed it, and I noticed it today. Auntie Lin had taken the half-dose she took at eleven on the days when the day was going to be a long one. The pipe was, now, out. The room smelled of the opium and the jasmine and the brass of the harmonium pedals warmed by her foot.

"You are home early."

"I am."

"Sun Ya."

"Sun Ya. Teddy moved tables. He is being followed."

"By whom."

"He does not know. He has guesses. He has not told me the guesses. He gave me, in lieu of the guesses, three news items that have been arranged into a small notice at the bottom of page four of the Daily News in an order chosen by an editor over the crème brûlée at the Council Chambers on Friday last."

"What is the news."

"Sergeant Ricard, Lieutenant Mounier, and Antoine de la Garde. On leave, in charge, on leave. And the bar at the Cercle Sportif. They are clearing the small inconvenient men, one by one, out of the rooms a certain person wishes, in August, to operate without them."

Auntie Lin closed the harmonium lid. She did not press a key. She put both hands on the lid the way she did when she was thinking.

"And Pearl."

I told her.

"Pearl will not tell you," Auntie Lin said. "Pearl will tell you, on a Wednesday afternoon in August, by way of a joke about a Portuguese. The joke will be the announcement. You will laugh because Pearl will be laughing. You will not, for two hours after the laugh, understand the joke. Then you will understand the joke and you will sit down on a bench somewhere and you will not, that night, sleep. I am telling you because, on the Wednesday in August, I would prefer you understand the joke at the moment Pearl is laughing. You will understand the joke at the moment Pearl is laughing if, between now and August, you do not let your friends be brave for you. You will let them, if you let them, be alive. Yes?"

"Yes."

"Good. The jasmine is open. The pipe is, this morning, the half. I am going to sleep. You will, on Friday, go down. You will tell the man in the brick room, if you tell him anything at all, only the parts of what you were told on Saturday that he is permitted to know. Not all of them. He does not need the August dinner. He needs the list. He does not need the Persian woman's name. He needs the column. He does not need Mrs. Tanaka. He needs only that the list exists and that you are seven. The rest, you keep. The rest is yours. Yes?"

"Yes."

"Go and do the things one does in the afternoon. I will sleep."

I went into the kitchen. I drew a bowl of water from the lacquer pail. I washed my face. I rinsed my mouth. I dried my face on a clean cotton towel that had, last week, been hanging on the line in the back court, and that smelled, faintly, of the Sunlight soap Auntie Lin used in the wash. I went back into the front room. Auntie Lin was already asleep in the chair. The jasmine on the harmonium was open. The pipe was cold. The afternoon had begun to thicken. The cicadas in the lane plane trees were at the second of their three summer pitches.

I sat on the chaise. I took the velvet box out of the handbag. I did not, today, open it. I put it back. I took out the dead list. I read down the column. I had read it twice this morning between four and six and had not, until now, in the heat of the lane house at one in the afternoon with the jasmine open and the opium cold on the table, been able to look at the names without putting them down. I put them down at the seventeenth. The seventeenth was a printer named Tang Aichu. He had been twenty-three. He had been killed, by the typist Bao Lifen's marginal note, in the front room of the press.

I put the list back in the handbag.

I took out the Conway Stewart. I took out a fresh sheet from the small notebook I carried for lyrics. I wrote at the top of the sheet:

The order is not an order. The order is a courtesy. Whose.

Below that I wrote:

Ricard, Mounier, de la Garde — all three out of position for the August week. Cercle Sportif bar suspended for the same window. The certain person is, by exclusion, a Frenchman with consular authority and an arrangement at the Council Chambers. The certain person is not the consulate. The consulate is, this week, the de la Garde column. The certain person is, perhaps, above the consulate. The certain person is, in any case, the one for whom the rooms are being cleared.

Below that I wrote:

Friday, three to five p.m., Izumo, deck reception. Mrs. Tanaka aboard. Listen, on Saturday, for what M. K. mentioned at the Wednesday tea.

Below that I wrote:

Pearl, Macau, repatriation. Not yet. Watch.

I capped the pen. I folded the sheet. I put it in the inside pocket of the handbag, between the dead list and the brother's letter. The handbag, again, was heavier. The handbag was beginning to be, in its small unsanctioned way, the country of which I was the only citizen and the Bureau Politique and the post office and the lone customs officer who refused, in any season, to be bribed.

I sat with the handbag in my lap. The cicadas changed pitch. A small girl on the carpenter's stoop two doors down ran a stick along the bars of the bird cage. The myna swore softly in Shanghainese for a minute and stopped.

I closed my eyes.

In the dark behind my eyelids the Izumo on the Bund had its blue-and-white awning up and its launch lowered, and a small Japanese woman of about forty in a kimono with a navy obi was being handed up to the deck by a young officer who did not, in the handing, look at her face. Mrs. Tanaka, I thought, was the same age as Pearl. The same age as Madam Khorshid had been, in 1928, in the cheongsam photograph on the wall of the small front parlor. The same age as the typist Bao Lifen had been, in 1934, when she had typed the list. The city in 1936 was, when one looked at it in this way, a city of forty-year-old women in the rooms behind the rooms.

I opened my eyes.

The sun on the harmonium had moved an inch. The jasmine on the lid had begun, by the second day, to brown at the edge of the lower petals. By Friday it would be in the bin in the back court.

By Friday I would go down.

Three streets away a tram bell rang at the corner of Sichuan Road. The bell rang twice. The bell was the small high reliable note the trams rang at the corner where Wujin Road met Sichuan Road since 1928. I had heard it eight thousand times. I heard it, today, the way one hears a note in a song one has been singing wrong, which a man two floors below the floor one is standing on has, with a pencil, in red ink, just corrected.

I sang the note into the empty room.

It was correct.

Auntie Lin slept on.